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农民主政权中颁布的首个宪法性文件，其中多数条文与苏俄宪法具有相似性。
（3）黑油事件发生后，农业主管部门（农林水产省）的工作人员曾经担心过食用油的安全性，但没有进一步深入调查，也没有向食品卫生主管机关（厚生省）通报。但是，不论其法理基础如何证立，实定法将有关行政机关的权限与任务明确而具体地加以规定，是大前提。
法院以具体的数字（预算、人员的分配等）认定被告当时将更多的力量投入到了家养犬类的管理，而忽视了流浪狗的捕获、扣留与扑灭。[54]日本的一系列判例对三面关系采用的是所谓国家赔偿责任的补充性理论。判断裁量是否收缩尽管是从生活出发的，而非规范，却仍然无法离开规范。离开个案，所能做的只是将这种基准的基准（比较衡量的原则性指针与方法）加以粗略的阐述。因为，私有财产受我国《宪法》（第13条）和《人民警察法》（第21条）的保护，可以说是重要法益。
[5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2001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82次会议通过，2001年7月22日起施行。就社会背景而言，至少可以指出，本案表明日本民众的权利意识——被流浪狗咬了请求国家赔偿——要高于我国目前。[41]相关争论可参见〔美〕斯蒂芬·卡拉布雷西编：《美国宪法的原旨主义：25年的争论》，李松锋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
[40]这种从禁止到允许和鼓励的转变，清晰表明1988年修宪前国家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积极态度。同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因破产、兼并而流转的情形也早被《土地管理法》第63条所囊括。显然，这一委托不是无边界的，理应受宪法控制，否则会违背受托人不得行使未被委托的权力这一基本法理。被调查户中转出土地的只占总户数的2.7%，转出的耕地量只占耕地总量的0.7%。
参见〔荷〕何·皮特：《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制度变迁、产权和社会冲突》，林韵然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版，第29页。改革开放前，从1957年到1977年，建设占用耕地共5亿亩，其中国家建设用地占2亿亩，农村建设用地1.5亿亩。
其中之一为第十条第四款：删去宪法中土地不得出租的内容，增加‘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一句。前文已述，八十年代我国集体土地转让领域出现了两点实践变迁，让原本受到高度控制的土地资源在不同生产部门和主体之间流动起来。如198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制止农村建房侵占耕地的紧急通知》，责令各级政府对农民建房和社队企业占地情况，要进行一次检查。尽管当时还不具备马上充分流转集中的条件，但宪法修正案是为了给其留出法规上的余地，而非在一般意义上让土地使用权自由转让流通成为常态。
可见，宪法并没有把所有事项都委托给立法机关形成。如果单纯从提高土地利用经济效率的角度考虑，这些实践变迁无疑都值得承认和欢迎，也要求国家给予正面、积极的制度回应。[52]据此，立法形成条款同时具备授权和控权两个面向，二者之间的张力与调适，即立法形成空间的大小和边界，成为既有文献讨论的焦点。最后一部分厘定该条款的边界，进而点明如何针对当下改革提供合宪性论证，实施合宪性控制。
四、1988年宪法修正案土地转让条款的性质与内涵从字面就可判断得出，198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性质上属于立法形成条款，即宪法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具体规则委托授权给立法机关形成。[54]须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立法形成条款都包含这样的明文规定。
（二）修宪前集体土地转让的差别化制度回应针对涉及农转非的集体土地转让，1988年修宪之前，国家的制度回应是限制性。1986年《土地管理法》第3条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必须贯彻执行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的方针，全面规划，加强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制止乱占耕地和滥用土地的行为。
该报告显示自1979年以来，北京市有九百多个单位建房占用耕地一万七千多亩。 摘要: 现行 《土地管理法》对集体土地入市设定了严格限制，长期以来被批评为违反了 1988 年宪法修正案所规定的 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只有深入理解宪法土地转让条款的历史原旨和精神原理，方能避免保守或激进的陷阱，审慎推进改革，实现集体土地管理制度多元目标之平衡。另一方面，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指出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规模经营形式很不一样，集体所有土地有偿使用的办法目前也很难确定下来，可先进行试点，法律暂不作规定。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国不但在宪法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要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1987年，国家体改委组织有关经济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个别直辖市上百名专家学者，组成八个课题组，就我国1988-1995年中期改革规划发展纲要分别提出报告。
越来越多的农民认识到单纯靠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无法实现持续增收，转而投身工商业，将自己的承包地转让、转包，把土地集中给科技户、种粮大户。另一方面，这种认识也错置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路向和目标，容易陷入为市场而市场的原教旨主义。
但既然是框架，就有可能溢出。另一种是所谓错误成本（error costs），指的是制/修宪者所期望的结果与实际结果之间有差距而导致的成本。
[9]在此背景下，有学者对本轮集体土地制度改革提出批评，认为步子迈得还不够大，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仍有差距。这一数据也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所证实。
在此背景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5年初决定授权部分地区暂停实施《土地管理法》有关条文，为试点改革清除法律障碍，明确对实践证明可行的，修改完善有关法律。桂华：《城乡建设用地二元制度合法性辨析——兼论我国土地宪法秩序》，《法学评论》2016年第1期，第31-41页。因此，摆脱危机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根本改革旧的土地使用制度。尽管1988年底修改的《土地管理法》第2条规定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
由于1988年修宪发生于当年四月，而《土地管理法》修改发生十二月，两者相隔仅仅半年，后者应视为对前者的法律因应，而非扭曲。但是，就在这种时刻，人们开始从法律的角度来衡量这一变革。
[46]1988年，报告结集出版。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制实现集体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极大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
参见Letter from James Madison to Thomas Ritchie (Sept.15,1821), quoted in M.Farrand (ed.),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Yale University Press,1911, at 447-448。只有在此视野下，方能理解上文提到的八十年代集体土地管理制度对实践变迁作出的差别化回应。
本文对消极违宪论给出正面回应，余下内容分四部分展开。罕有的快节奏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这是从历史的反思中醒悟过来。[14]换言之，消极违宪论认为1988年宪法修正案奠定了集体土地入市以自由为原则、限制为例外，但日后出台的下位法背弃了这一承诺。其一，不同于美国经验，我国1988年宪法修正案的起草和通过都没有开展全民讨论，故无从得知当时的社会公众如何理解土地转让条款。
因此，决策成本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由于某一或某些事项上无法达成一致而造成制/修宪搁浅。[24]刘守英：《中国的土地产权与土地市发展》，载中国社科院农村所宏观经济研究室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国际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28页。
[51]不过既然是委托，就必须给予立法机关一定的活动空间，否则将丧失授权的意义。[28]随着市场进一步搞活放开，企业用地转让逐渐突破集体的范围，延伸到非集体组织。
相反，上述分析是把该宪法条文重新放回其生成的真实场景，挖掘其历史意涵，钩沉其背后积淀的原理精神，使我们能真正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通过准确把握其来龙来客观研判其去脉。[5]徐远：《历史在这里倒退：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东方早报》2014年7月29日，第13版。
